中南亚洲女性酷刑史
作者:杨驿行
2012/05/30发表于第一会所
原创首发
B43
东西走向的歌公岭山脉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急剧地转往南方。它和另外的三道
山脉,还有两条大江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近90度的折角。我们在1955
年9月的时候到达了歌公山脉的主峰,黑熊山的山腰。那里既没有路也没有人。
气温很低,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
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我的
手环绕着她的肚子,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
凹凸不平,翻卷扭曲的疤痕,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肉,轮廓分明,结实
坚韧。
我们侧躺在地下,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
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可
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
背渗透进来,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我抱紧
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
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中方勘界工作
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
里外的山脉最高处。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那时
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
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
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我们带了
帐篷,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男人们拿我没办法。
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那一年国务
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
区的民族调查。勘界行动开始以后,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
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我却是其中之一。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
间,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五十年代是个
年轻的时代,而且到处都缺人,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已经被当成处理
民族事务的专家了。
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夏天天气干燥炎
热,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50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
义改造,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彼此常有马帮来往。境
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他们语
言相通,互相结亲的情况也很普遍。
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
太阳很大,我一直低着头,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
当地不少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问题是她身上的
伤痕和她的铁链。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衣,除了不到十一二
岁的小女孩,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
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也许还是我见到她
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苦难,愚昧的生活
境遇,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
作去改变的。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而工
作队的女同志们首先不能忍受的,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所有的农活和
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抽鸦片,喝酒,在喝醉了以
后痛打妻子。在一开始,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哪有这么侮
辱女人的,我想。血涌在脸上,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
我说:" 你……哪个寨的?"
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看上去很重,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
她只是冲我笑了笑,没有吭声。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
边。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 女大军同志……"
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 公家的人
" ,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么叫。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到镇里边收点
喂马的草料,而这个女人……是头人家的奴隶。
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可能还张开了嘴。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么。毕竟我
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在国内,川贵的彝族在50年代还保留着
奴隶制度,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不过云南西部
的彝族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么严酷的方式。按照纪律,我们不干预民族地
区的风俗习惯,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
们谈,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可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以后我常在镇里遇到虹。每次都是,她背着
整筐的马草,弯腰低头,拖着手脚上的铁链蹒跚地走在土路的一边。当然,也一
直光着身子。她的马帮请镇里的头人帮着收马草,然后他们进来背出去。我后来
想到他们为什么总是带着虹,而不是牵一匹马来干这事。因为他们只要喊她一声
背草去就可以了。马要卸货,她不用,她自己能背上肩,到了地方能放下地。跟
着可以把马也给喂好。她除了能跟马一样背草,还能听得懂人话,还能用手干活,
赶马人们就省掉了自己动手的麻烦。
我有几次在傈僳头人家里谈事,听到底下铁链响动就知道是他们来了。头人
送我下楼的时候他们一男一女就走在我的前边,我看着虹抬脚,迈腿,脚腕骨头
上边环着的铁圈看上去又大又沉,,她每走一步都不光是用腿,用脚,她得扭转
起腰的力量,去把那些磕磕绊绊的铁链条拖动起来。
我承认,我是看到她赤裸的大腿,和……屁股,那么黑,那么瘦的样子,艰
难的扭来扭去的样子特别的受不了。我不想赶过她,又没法看得下去。突然觉得
心里特别的难过,我在路边站下等他们走远,只想大哭一场。
那天我已经知道,獐子镇的马帮去大理运货还没有回来,而因为山里气候的
关系,我们不能再等下去。头人找了虹的主人尼拉,我们这一次进山就是由虹他
们跟随勘界队运送物资了。
要不是这样,我以后肯定不会知道虹在一座跟厦门差不多大的城市里上过学,
不会知道她在像我那么大的时候也在革命,而且……她做过的事比我要多上很多
很多。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外国女人虹成了一直压在我心底的一个记忆。我试着
想像过,从她站在我对面的那一天开始,到以后跟我相处的那些时间,她心里的
想法,我试着想过一个女人,是怎样地度过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的,很多年中的
每一天的。我会觉得自己全身发冷。恶心,反胃那样的冷。
我问过虹,在她的家乡里奴隶用多少钱能买到?她告诉了我一个不大的数字,
我们还换算了一阵那该值多少人民币。我问那是不是说会有人把她买下,会把她
赎出来?我希望她总有机会能够从这种处境里解放出去。可是她告诉我,其实在
她的家乡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奴隶,她是说像她这样的奴隶。其实,那边的大多数
土司和头人跟中国这边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家里的仆人并不就是像她现在这个样
子。她说她自己是个犯人,一直被铁链锁着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再问她要做过什么才会遭到那么严重的惩罚?她就不肯再说下去了。
沿着盘山小路,呼吸沉重,步履蹒跚地攀登着哥公山脉的每一个勘界点,我
们在路上有很多说话的时间。我们的队里有测绘专家,他们要在那上面确定界标
的经纬度和高程。有那一个班的警卫战士,还有尼拉和虹的马帮。他们的马驮着
我们的给养,衣物和帐篷,还有测量器具。因为登上山顶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往往
是骡马都没有办法行走的,除了马匹我们还雇请了背工。山民们可以背负起一百
几十斤的重量跟着我们走上一天,虹也和他们一样。
在那之前我已经随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算是新手了。我能自己走完山路—
—当然是空着手的。我有意落到队伍后边,跟虹姐走在一起。因为那时候队里只
剩下了我们两个女人。
北部勘界活动开始的时候是由内地来的何静雅教授主持,她是建国后从欧洲
回国的测绘专家。正是因为勘界队里都是男人,才把我调到这里来照顾她。她是
个和气的老太太……当时我们年轻人是那么觉得,不过现在想起来她那年也不过
五十刚出头吧。
她发病的那次是我们刚离开过夜的寨子,准备出发去第三个界标点的时候。
队里为何教授是备了马的,她突然说觉得不舒服,我转身去扶她,她几乎是立刻
就伏到了我的肩膀上。我觉得她握住我的那只手又紧,又冷。她全身发抖,已经
说不出话来了。
随队的卫生员是军区来的,除了创伤包扎以外,接受过治疗高山病的培训,
不过那也使他想当然地认为何教授是高山反应。他手忙脚乱地找药,我们还带了
一套在当时非常宝贵的便携氧气瓶,被打在马队驮着的包里了,我们急着叫尼拉
他们把马牵过来。过来的是虹,她从里边找出氧气瓶,稍稍犹豫了一下,就蹲在
一边摆弄起来。她给气瓶接上导管,包里有酒精,她用药棉蘸了酒精给鼻导管消
毒。那时候我们都没注意到这些。以后回忆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她是一直在旁边
仔细观察何教授的。过了一会虹拽了拽我的衣服说,妹妹让我一下。她蹲下去解
开了教授的领子,伸手到她的衣襟里边摸索着,取出来一个小瓶子。她对我说,
给她吃这个。她用楠族话说:" 心,心脏不好。" 顿了一下她突然说:" Nit
roglycerol。"
那是英语,说的是硝化甘油,治心绞痛的。我正好在教会中学里记住过这个
词。这一下让我的脑子闷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地看待这件事,反正我只是知
道,肯定有什么地方完全的不对头。那天整天大家一直忙着照顾何教授,把她扶
回寨里躺下。她到下午的时候已经好了一些。我们才知道她有心脏病,为了参加
勘界活动一直瞒着大家。那是在所有人都决心与祖国一起,奋发图强的五十年代。
而虹显然看出了她是心绞痛发作,而且猜到了她会自己带着药。
何教授是我们的宝贝,队领导坚决不能让她再上山。队里决定留下卫生员陪
她休息,等情况再好转些后返回獐子。现在剩下的问题是,继续上山的队伍里边
谁管治伤治病呢?
就让小韩来干吧,反正她是女的,打个针喂个药什么的,她们天生就会。
小韩说的是我,可是要说女的天生能给人治病,那当然是胡扯。只不过队长
并不是那么扯的一个人。他跟我说,你去问问他们马帮里的那个嫂子,她是怎么
回事。
李队长是军区的作训参谋,抗战时代的老八路,其实是什么都看在眼睛里了。
我招呼了一个小战士跟我一起去找虹。他们的人马照样露宿在寨子外边,点
着火堆。天黑,隔着不少路我就觉得传过来的声音很奇怪,看人影有的站着,有
的像是趴着。我还是个姑娘,开始并没有怎么去想。等走到更近了,才突然意识
到他们是在跟虹干那事。
我咬着嘴唇往后退。我让那个男孩去跟他们说,把虹找过来。他也害羞,可
是他是个兵,不能不勇敢。过了好一阵子他带着虹姐过来了。一路哗啦啦的铁链
子响动。
我跟虹在寨子口的大树底下坐了大半个晚上。虹说了不少她的事。除了她的
家,她的学校,和她的战争之外,还有她的铁链,还有她为什么不能穿上衣服了。
我想,她其实也是有需要跟人说话的愿望吧。
再出发的时候我带着药箱,不过要是队里谁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去找虹。白
天走路的时候,虹当然还是得背货了,她照样背着她那个装填的结结实实的竹编
背筐,看上去大到像是能把我整个人装进去,里边塞着我们的一顶帐篷,三条毛
毯,筐沿上还横捆着一扎搭帐篷用的绳子和木桩。宿营的时候我试过,我用上两
只手能勉强把它提起来——提到空中停上三秒钟。而且……按照他们的规矩,一
路上虹都是被脖子上的铁链拴在前边的马鞍上的,她得走的跟马一样快。我紧紧
的追在她的边上,很快就听到她从胸腔深处发出的,低沉而悠长的呼吸声音。
在跟过一天以后,我发现在虹姐的背奴路上最使我心悸不已的,并不是她筋
骨凸露的赤足在重负的压迫下,痉挛着扒紧山岩,扭曲足趾,拧转脚踝,撑直起
来脚背,一步一挣的样子,也不是自始至终没完没了地响动着的铃铛声音和铁链
声音。在她一边迈步,一边突然开口对我说妹妹躲开一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要
发生什么。接着尿水就从她的身体里激流而出。有些零星的水柱喷向前方,当然
更多的汇聚在虹的两腿之间。随着她身体的摆动,尿液环绕着她黝黑的大腿和小
腿四处流淌。
我能想到,以她那样沉重而且连续的步行,大概根本没有办法节制自己的身
体,她只能放开自己的器官,让里边的内容听凭压力急泄而出。
我绕开地下蔓延着的水渍赶上她。我们一时都没有说话。后来她像是有些道
歉似得说,他们不会为我停下的……到了地方要是有水……就找点水洗洗。
晚上宿营以后我坐在帐篷口上,看着马帮那边的火光。在最后登上需要设立
界碑的山顶之前,我们沿着山谷已经走了好几天了。谷底是有水的。我看到有人
带着虹往坡下的溪水边走,等到他们回来,男人就围了上去。他们一点也不遮掩,
一点也不在乎,真是一群畜生。
我去找过尼拉,跟他说该把虹从马鞍子上解下来。难道他还怕她跑掉不成?
尼拉对我的态度倒是恭恭敬敬,可是他说:" 女大军同志,我不是担心她逃跑,
我是怕她一脚踩空了掉到山底下去。"
他说;" 您都知道了,她是国家的犯人,国家没想让她死她就不能死,我们
惠家只是帮着国家看住她而已。您想,这又有刀又有枪的,晚上大家都睡着了,
谁知道她会干点什么?她就是抹了自己的脖子,我对国家也不好交代了是吧?"
他们结束以后我站起来走到那边去。虹姐蜷缩成一团侧身躺在碎石头坡地上。
她脖子上的链条现在是绕在边上的树干上了,而且她被反铐着两只手。每天晚上
都是这样,他们把她折磨够了,要睡觉了,就会把她反锁上手。再把她拴到树上。
要是是在很高的山顶,没有什么植物的话,赶马人们会把铁链锁到骡马驮运货物
用的货架上,上边压满了货的。反正是,确保虹不能想出办法来抹自己的脖子。
她确实几乎什是么也不能做,除了眼睛。虹姐从地下转过脸来,注视着我走
近她的身边。以后的很多天中我都是陪着她过夜的,她知道我会来。我紧贴着她
身后躺下,抱紧她。
有几次她稍微有些挣扎,有点烦躁的感觉。我知道那是因为天还不够冷,我
的衣服刺激了她的皮肤,让她有过敏反应了。她的身体在零度以上的气温里不能
挨上布片。天很黑,我藏在虹姐的身体后边,火光照不到我的这一边。我把手伸
进胸口解开了棉袄的纽扣,把内衣往上一直拉到下巴底下。现在紧贴在她肩膀和
背上的,是我自己赤裸的胸口了。我想,这样她会感觉好过一些。
作者:杨驿行
2012/05/30发表于第一会所
原创首发
B43
东西走向的歌公岭山脉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急剧地转往南方。它和另外的三道
山脉,还有两条大江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近90度的折角。我们在1955
年9月的时候到达了歌公山脉的主峰,黑熊山的山腰。那里既没有路也没有人。
气温很低,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
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我的
手环绕着她的肚子,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
凹凸不平,翻卷扭曲的疤痕,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肉,轮廓分明,结实
坚韧。
我们侧躺在地下,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
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可
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
背渗透进来,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我抱紧
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
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中方勘界工作
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
里外的山脉最高处。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那时
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
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
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我们带了
帐篷,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男人们拿我没办法。
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那一年国务
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
区的民族调查。勘界行动开始以后,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
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我却是其中之一。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
间,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五十年代是个
年轻的时代,而且到处都缺人,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已经被当成处理
民族事务的专家了。
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夏天天气干燥炎
热,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50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
义改造,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彼此常有马帮来往。境
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他们语
言相通,互相结亲的情况也很普遍。
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
太阳很大,我一直低着头,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
当地不少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问题是她身上的
伤痕和她的铁链。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衣,除了不到十一二
岁的小女孩,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
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也许还是我见到她
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苦难,愚昧的生活
境遇,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
作去改变的。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而工
作队的女同志们首先不能忍受的,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所有的农活和
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抽鸦片,喝酒,在喝醉了以
后痛打妻子。在一开始,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哪有这么侮
辱女人的,我想。血涌在脸上,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
我说:" 你……哪个寨的?"
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看上去很重,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
她只是冲我笑了笑,没有吭声。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
边。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 女大军同志……"
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 公家的人
" ,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么叫。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到镇里边收点
喂马的草料,而这个女人……是头人家的奴隶。
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可能还张开了嘴。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么。毕竟我
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在国内,川贵的彝族在50年代还保留着
奴隶制度,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不过云南西部
的彝族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么严酷的方式。按照纪律,我们不干预民族地
区的风俗习惯,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
们谈,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可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以后我常在镇里遇到虹。每次都是,她背着
整筐的马草,弯腰低头,拖着手脚上的铁链蹒跚地走在土路的一边。当然,也一
直光着身子。她的马帮请镇里的头人帮着收马草,然后他们进来背出去。我后来
想到他们为什么总是带着虹,而不是牵一匹马来干这事。因为他们只要喊她一声
背草去就可以了。马要卸货,她不用,她自己能背上肩,到了地方能放下地。跟
着可以把马也给喂好。她除了能跟马一样背草,还能听得懂人话,还能用手干活,
赶马人们就省掉了自己动手的麻烦。
我有几次在傈僳头人家里谈事,听到底下铁链响动就知道是他们来了。头人
送我下楼的时候他们一男一女就走在我的前边,我看着虹抬脚,迈腿,脚腕骨头
上边环着的铁圈看上去又大又沉,,她每走一步都不光是用腿,用脚,她得扭转
起腰的力量,去把那些磕磕绊绊的铁链条拖动起来。
我承认,我是看到她赤裸的大腿,和……屁股,那么黑,那么瘦的样子,艰
难的扭来扭去的样子特别的受不了。我不想赶过她,又没法看得下去。突然觉得
心里特别的难过,我在路边站下等他们走远,只想大哭一场。
那天我已经知道,獐子镇的马帮去大理运货还没有回来,而因为山里气候的
关系,我们不能再等下去。头人找了虹的主人尼拉,我们这一次进山就是由虹他
们跟随勘界队运送物资了。
要不是这样,我以后肯定不会知道虹在一座跟厦门差不多大的城市里上过学,
不会知道她在像我那么大的时候也在革命,而且……她做过的事比我要多上很多
很多。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外国女人虹成了一直压在我心底的一个记忆。我试着
想像过,从她站在我对面的那一天开始,到以后跟我相处的那些时间,她心里的
想法,我试着想过一个女人,是怎样地度过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的,很多年中的
每一天的。我会觉得自己全身发冷。恶心,反胃那样的冷。
我问过虹,在她的家乡里奴隶用多少钱能买到?她告诉了我一个不大的数字,
我们还换算了一阵那该值多少人民币。我问那是不是说会有人把她买下,会把她
赎出来?我希望她总有机会能够从这种处境里解放出去。可是她告诉我,其实在
她的家乡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奴隶,她是说像她这样的奴隶。其实,那边的大多数
土司和头人跟中国这边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家里的仆人并不就是像她现在这个样
子。她说她自己是个犯人,一直被铁链锁着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再问她要做过什么才会遭到那么严重的惩罚?她就不肯再说下去了。
沿着盘山小路,呼吸沉重,步履蹒跚地攀登着哥公山脉的每一个勘界点,我
们在路上有很多说话的时间。我们的队里有测绘专家,他们要在那上面确定界标
的经纬度和高程。有那一个班的警卫战士,还有尼拉和虹的马帮。他们的马驮着
我们的给养,衣物和帐篷,还有测量器具。因为登上山顶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往往
是骡马都没有办法行走的,除了马匹我们还雇请了背工。山民们可以背负起一百
几十斤的重量跟着我们走上一天,虹也和他们一样。
在那之前我已经随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算是新手了。我能自己走完山路—
—当然是空着手的。我有意落到队伍后边,跟虹姐走在一起。因为那时候队里只
剩下了我们两个女人。
北部勘界活动开始的时候是由内地来的何静雅教授主持,她是建国后从欧洲
回国的测绘专家。正是因为勘界队里都是男人,才把我调到这里来照顾她。她是
个和气的老太太……当时我们年轻人是那么觉得,不过现在想起来她那年也不过
五十刚出头吧。
她发病的那次是我们刚离开过夜的寨子,准备出发去第三个界标点的时候。
队里为何教授是备了马的,她突然说觉得不舒服,我转身去扶她,她几乎是立刻
就伏到了我的肩膀上。我觉得她握住我的那只手又紧,又冷。她全身发抖,已经
说不出话来了。
随队的卫生员是军区来的,除了创伤包扎以外,接受过治疗高山病的培训,
不过那也使他想当然地认为何教授是高山反应。他手忙脚乱地找药,我们还带了
一套在当时非常宝贵的便携氧气瓶,被打在马队驮着的包里了,我们急着叫尼拉
他们把马牵过来。过来的是虹,她从里边找出氧气瓶,稍稍犹豫了一下,就蹲在
一边摆弄起来。她给气瓶接上导管,包里有酒精,她用药棉蘸了酒精给鼻导管消
毒。那时候我们都没注意到这些。以后回忆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她是一直在旁边
仔细观察何教授的。过了一会虹拽了拽我的衣服说,妹妹让我一下。她蹲下去解
开了教授的领子,伸手到她的衣襟里边摸索着,取出来一个小瓶子。她对我说,
给她吃这个。她用楠族话说:" 心,心脏不好。" 顿了一下她突然说:" Nit
roglycerol。"
那是英语,说的是硝化甘油,治心绞痛的。我正好在教会中学里记住过这个
词。这一下让我的脑子闷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地看待这件事,反正我只是知
道,肯定有什么地方完全的不对头。那天整天大家一直忙着照顾何教授,把她扶
回寨里躺下。她到下午的时候已经好了一些。我们才知道她有心脏病,为了参加
勘界活动一直瞒着大家。那是在所有人都决心与祖国一起,奋发图强的五十年代。
而虹显然看出了她是心绞痛发作,而且猜到了她会自己带着药。
何教授是我们的宝贝,队领导坚决不能让她再上山。队里决定留下卫生员陪
她休息,等情况再好转些后返回獐子。现在剩下的问题是,继续上山的队伍里边
谁管治伤治病呢?
就让小韩来干吧,反正她是女的,打个针喂个药什么的,她们天生就会。
小韩说的是我,可是要说女的天生能给人治病,那当然是胡扯。只不过队长
并不是那么扯的一个人。他跟我说,你去问问他们马帮里的那个嫂子,她是怎么
回事。
李队长是军区的作训参谋,抗战时代的老八路,其实是什么都看在眼睛里了。
我招呼了一个小战士跟我一起去找虹。他们的人马照样露宿在寨子外边,点
着火堆。天黑,隔着不少路我就觉得传过来的声音很奇怪,看人影有的站着,有
的像是趴着。我还是个姑娘,开始并没有怎么去想。等走到更近了,才突然意识
到他们是在跟虹干那事。
我咬着嘴唇往后退。我让那个男孩去跟他们说,把虹找过来。他也害羞,可
是他是个兵,不能不勇敢。过了好一阵子他带着虹姐过来了。一路哗啦啦的铁链
子响动。
我跟虹在寨子口的大树底下坐了大半个晚上。虹说了不少她的事。除了她的
家,她的学校,和她的战争之外,还有她的铁链,还有她为什么不能穿上衣服了。
我想,她其实也是有需要跟人说话的愿望吧。
再出发的时候我带着药箱,不过要是队里谁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去找虹。白
天走路的时候,虹当然还是得背货了,她照样背着她那个装填的结结实实的竹编
背筐,看上去大到像是能把我整个人装进去,里边塞着我们的一顶帐篷,三条毛
毯,筐沿上还横捆着一扎搭帐篷用的绳子和木桩。宿营的时候我试过,我用上两
只手能勉强把它提起来——提到空中停上三秒钟。而且……按照他们的规矩,一
路上虹都是被脖子上的铁链拴在前边的马鞍上的,她得走的跟马一样快。我紧紧
的追在她的边上,很快就听到她从胸腔深处发出的,低沉而悠长的呼吸声音。
在跟过一天以后,我发现在虹姐的背奴路上最使我心悸不已的,并不是她筋
骨凸露的赤足在重负的压迫下,痉挛着扒紧山岩,扭曲足趾,拧转脚踝,撑直起
来脚背,一步一挣的样子,也不是自始至终没完没了地响动着的铃铛声音和铁链
声音。在她一边迈步,一边突然开口对我说妹妹躲开一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要
发生什么。接着尿水就从她的身体里激流而出。有些零星的水柱喷向前方,当然
更多的汇聚在虹的两腿之间。随着她身体的摆动,尿液环绕着她黝黑的大腿和小
腿四处流淌。
我能想到,以她那样沉重而且连续的步行,大概根本没有办法节制自己的身
体,她只能放开自己的器官,让里边的内容听凭压力急泄而出。
我绕开地下蔓延着的水渍赶上她。我们一时都没有说话。后来她像是有些道
歉似得说,他们不会为我停下的……到了地方要是有水……就找点水洗洗。
晚上宿营以后我坐在帐篷口上,看着马帮那边的火光。在最后登上需要设立
界碑的山顶之前,我们沿着山谷已经走了好几天了。谷底是有水的。我看到有人
带着虹往坡下的溪水边走,等到他们回来,男人就围了上去。他们一点也不遮掩,
一点也不在乎,真是一群畜生。
我去找过尼拉,跟他说该把虹从马鞍子上解下来。难道他还怕她跑掉不成?
尼拉对我的态度倒是恭恭敬敬,可是他说:" 女大军同志,我不是担心她逃跑,
我是怕她一脚踩空了掉到山底下去。"
他说;" 您都知道了,她是国家的犯人,国家没想让她死她就不能死,我们
惠家只是帮着国家看住她而已。您想,这又有刀又有枪的,晚上大家都睡着了,
谁知道她会干点什么?她就是抹了自己的脖子,我对国家也不好交代了是吧?"
他们结束以后我站起来走到那边去。虹姐蜷缩成一团侧身躺在碎石头坡地上。
她脖子上的链条现在是绕在边上的树干上了,而且她被反铐着两只手。每天晚上
都是这样,他们把她折磨够了,要睡觉了,就会把她反锁上手。再把她拴到树上。
要是是在很高的山顶,没有什么植物的话,赶马人们会把铁链锁到骡马驮运货物
用的货架上,上边压满了货的。反正是,确保虹不能想出办法来抹自己的脖子。
她确实几乎什是么也不能做,除了眼睛。虹姐从地下转过脸来,注视着我走
近她的身边。以后的很多天中我都是陪着她过夜的,她知道我会来。我紧贴着她
身后躺下,抱紧她。
有几次她稍微有些挣扎,有点烦躁的感觉。我知道那是因为天还不够冷,我
的衣服刺激了她的皮肤,让她有过敏反应了。她的身体在零度以上的气温里不能
挨上布片。天很黑,我藏在虹姐的身体后边,火光照不到我的这一边。我把手伸
进胸口解开了棉袄的纽扣,把内衣往上一直拉到下巴底下。现在紧贴在她肩膀和
背上的,是我自己赤裸的胸口了。我想,这样她会感觉好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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